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关键，就是要善于运用制度和法律来治理国家，把各方面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国家的效能，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

一、保护公民权与实施处罚权之间保持平衡基于上述认识，《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一个基本原则是保护公民权与实施处罚权之间平衡。并使人民的自由空间得到极大程度释放，进而提升人民幸福生活。

民族精神与民族感情属于文化精神层面的事务，国家可以进行倡导，但不应通过法律强制的方式来推行。因而，现代法治对公权力的扩张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四、文化自信，重在海纳百川，兼容并绪引发广泛争议的是草案第34条新增条款。与此同时，一个现代国家，国家制定的法律，重在保障公民权利。例如，草案第117条规定，公安机关作出吊销许可证、处四千元以上罚款的治安管理处罚决定或者采取责令停业整顿措施前，应当告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有权要求举行听证。

政府的权力，如果不能够进行有效监督，权力任性，就可能背离法律允许轨道，违背人民意愿。如何提升行政拘留中的权利保障，一直以来就是治安管理领域的关键问题。（《公孙丑上》）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

执中者害于时中，皆举一而废百者也。广义的义也不仅仅意味着从兄，而是泛指所有正义行为。万乘之国，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三、正义与利益问题在于：人们为什么要提出正义原则？人们之所以要提出正义原则，是因为需要确立制度规范的价值尺度，据此判定某种制度规范是否正当、适宜。

（《尽心下》）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先生以利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利，以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利也。

并且引杨氏说：禹稷三过其门而不入，苟不当其可，则与墨子无异。（《尽心上》）根据上文的分析可知，此乐（yue）之乐（le）乃是说的一种制度规范在遵循正义原则中的正当性原则的一体之仁时所达到的社会和谐的音乐表现。人能充无受尔、汝之实，无所往而不为义也。乡人长于伯兄一岁，则谁敬？曰：敬兄。

然而两者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将公利与私利截然地对立起来。这种乐所表现的乃是人和。这表明，智在孟子正义论的问题结构中的位置是并不固定的。但在孟子看来，人本身的主体性的造就也有赖于地宜，例如：富岁，子弟多赖。

人能充无穿窬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由此看来，正义的礼必然能够乐，正义的制度规范必然能够造成社会的和谐。

这一点当然同样适用于对于制度规范的直觉判断。孟子指出：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

公孙丑曰：乐正子强乎？曰：否。（《公孙丑上》）朱熹解释：善与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为私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利这个环节，上文已讨论。正义理论所研究的是制度伦理问题，核心是社会规范建构及其制度安排（简称制度规范norm-institution）所依据的正义原则问题。不仁不智，无礼无义，人役也。

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离娄上》）此所谓关于先王之道之智，显然并不是说的恪守现成既有之礼不敢损益，而是说的知先王之所以为道。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尽心上》）。

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七、正义与理智、良知上文谈到，孟子在《公孙丑上》篇所提出的是仁→义→礼→智的架构。《孟子》里有一段著名的对话：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孟子曰：礼也。

在这个问题上，荀子有最明确的论说：子路入，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对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爱己。上文已经表明，这也正是正义原则的要求。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论语·述而》）这里更根本的问题是：假如没有利的问题，也就没有义的问题。

（《离娄上》）这是仁→义→智→礼、而非仁→义→礼→智的问题结构（乐详后论）。简而言之，正当性原则所要求的就是尊重他者的利益。

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訑訑之声音颜色，距人于千里之外。

所以孔子才要放郑声，因为郑声淫。（孟子）曰：岂谓是与？曾子曰：‘晋楚之富，不可及也。

汤之于伊尹，桓公之于管仲，则不敢召。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关键在于经界既正，分田制禄，这是关于农业经济制度的更为一般的制度设计要求。所以，周振甫先生曾经指出：孟子所说的养气就是培养一种正义感[16]。

对此良知的扩而充之，即其自觉化、原则化、规范化、制度化，完成义→礼结构，于是足以事父母、足以保四海。这里的关键词就是正：义，人之正路也。

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孟子儒家不仅不反、而且竭力倡导公利，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在爱亲、利亲时，必须爱人、利人。孟子那里，其实并没有与权相对的经的概念。